几天，两人就回杭州了。依然是三轮车送到村口，然后坐小巴车到城里，然后坐长途汽车。回来江林就重感冒了，发烧呕吐，打了三天吊瓶才缓过来。以后的每一年，江林都保持着这样的记录，回来，发烧，呕吐，打吊针。以至于下一个新年来临前，江林总要把问题拿出来摆一摆：“一定要回你们家过年吗？可以去我们家吗？”“这是底线！”老米觉得这样的想法简首是胡闹。怎么能让两个老人自己过年呢。“我爸妈也两个人。”老米还有一招，就是无招胜有招。不理你。江林知道自己坚持到最后的结果无非是闹得大家都不愉快，她的没底气还在于自己也并不想回自己家过年，事实上，她哪个家都不想回。她甚至不知道哪个是自己的家，或者，压根都不是自己的家。弟弟每年都不在家过年，陪着弟媳妇去岳父家过年。父亲总在村里鞭炮声响起，别人家的年夜饭开始之后才悄悄从村口远远走近。母亲便从这身影渐渐辨出：“是你爸。”每当此刻，江林的内心都升起复杂的情绪。她痛恨父亲的无能，又羞耻于自己的这种痛恨。这个本该是家里顶梁柱的男人，却在大年夜把妻儿置于被讨债的一线，自己也只有躲起来，在不再有麻烦的时候露面，吃所谓的“团圆饭”。中国人对于“团圆”还真是有执念，无论多么破破烂烂，总要维持一个好看的表象。年关讨债，只能是趁着年夜饭开始之前。这是乡下人的规矩。年夜饭开始就没有跑去人家家里讨债的道理。所以曾经很多年，江林从学校回到家，除夕那一天，母亲的神色就变得紧张而哀戚，一大早陆续有人上门，母亲能